汪涛：三中全会对哪些改革不宜期望太高？

举世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预期届时将公布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措施。很多学者和投资者视其为“成败在此一举”的关键事件。经历数十年高速发展后，中国经济增速在放缓。更重要的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威胁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甚至社会稳定。在许多人看来，如果新一届政府不能现在推出全面改革，中国经济将走向崩溃。

最严重的结构问题何在？几乎所有人都认同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消费增长则相对落后；政府在掌握和配置资源上的作用过大，抑制了创新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社会不平等已加剧到了危险的境地；环境也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很多经济学者和投资者也非常担忧中国的杠杆率过高且快速增长、影子银行不断膨胀、投资效益下降以及房地产泡沫。我们认为政府也了解这些问题，但除此以外，相当大的城乡及区域差距、为每年百万农民工提供就业、建立和完善社保体系也是政府所担心的重大问题。

三中全会可能推出什么改革？改革将对经济和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如果届时政府在关键改革领域并没有重大突破，经济会很快崩盘吗、投资者是否应该迅速离场？

我们认为三中全会将为未来几年的改革制定方向和框架，但不太可能公布太多细则。我们预期政府不太可能在近期对地方政府债务和财税体系动大手术，也不太会在土地和国企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不过，这些并不值得恐慌。我们预计未来两年里政府将会逐步启动许多改革措施，包括金融市场 改革和放松服务业管制，之后再推进更加艰巨的改革。未来1-2年里，即使没有重大改革出台，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城镇化的推动以及仍然充裕的国内流动性，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仍能实现7%以上的增长。当然，如果未能有序推进必要的改革，那么增长恐怕将难以持续。

三中全会的重大积极意义何在？

本届三中全会是每十年一次的重要方针性会议，我们预计其最大的积极意义在于会议将显示：

决策层对于中国经济存在的基本问题以及应当采取的对策有较为清醒的认识。

决策层重申继续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并辅之以更完善的公共服务，来解决结构性问题，而不是重回老路。这个方向在全球金融危机、最大的市场化经济体都不得不向政府寻求救助后，仍能坚持，意义重大。

中国承诺将继续开放并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而不是固步自封。政府很可能会在三中全会上公布更多的贸易和金融市场化改革——中国希望在更多领域引入国际规则、当然也希望更多地参与规则的制订。

对哪些改革不宜期望太高？

由于三中全会是党的会议而非政府会议，而且考虑到艰难的改革也需要一定时间来获取政治上和民众的支持，再加上许多问题上仍然存有较大争议，我们认为就以下一些问题不宜对三中全会抱有过高的期待：

未来十年所有重大改革措施的的路线图或具体时间表。这是党的全体会议，主要是为改革设定基本原则和方向、而非具体细节。此外，即便就要改革什么达成共识，对于如何改革以及改革的先后顺序也仍有争议。政府需要在未来几年里对各种提议进行论证和抉择。

立即重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税关系。财税体制改革涉及不同利益集团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再分配，因此也是最难操作的。尽管这方面可能会出现许多调整，但我们认为未来两年内以下方面难有重大突破：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作大规模让税、大举发行地方市政债、全国范围征收房产税或对个人所得税作出重大改革。

对过剩产能和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重组。政府一贯担心重组带来的不稳定和失业，因此很可能会选择提振需求和限制新产能来作为解决过剩产能的主要手段。尽管目前许多领域都存在过剩产能，但国有企业的处境并没有90年代末那么糟，因此我们认为政府不会很快启动大规模国企改革或私有化。然而，价格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推动会有助于发展壮大民营经济，间接冲击到国有企业。

全面清理银行不良贷款、包括地方政府债务。从政府角度来看，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仍然稳健，平均不良贷款率仅为1%，远未严重到需要政府救助或资本重组的地步。对于可能隐藏着的大量不良贷款，中央政府可以选择：1) 等待经济增长改善；2) 让银行逐步消化；3) 向地方政府施压、要求其尽可能还债，包括通过有序出售资产等方式。

全盘打压影子银行、大力去杠杆。我们认为政府内部对于中国整体杠杆率过高、影子银行存在系统性风险等问题并没有形成共识。政府仍在试图通过扩大融资渠道来降低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尽管政府对一些金融产品的风险表示了担忧，但进一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包括发展债券市场和资产证券化）已是既定目标。

土地改革出现重大突破。由于牵涉到诸多复杂问题，土地改革只可能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我们认为政府会尽可能地尝试多种形式的试点，但不会马上实施“同地同价”原则。我们认为短期内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的难度也非常大。

计划生育政策重大转变。尽管政府可能会允许少数地区和城市放宽“单独”政策，但我们认为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在短期内不会像一些市场人士预期的那样出现重大变化。我们认为对政府而言，让现有人口更充分地就业、保障食品安全、完善社会保障才是当务之急。正如李克强总理近期在大连所说的：“中国在长期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人口多的问题”。

那么我们能期待哪些具体改革呢？

11月的三中全会很可能会设定一个涵盖所有重要领域的综合改革框架，不过其中的很多政策语言可能会是耳熟能详且较为模糊的。我们认为，政府将会以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原则来指导改革，并将推进城镇化作为推动金融市场、户籍制度、财税体系、社会保障、能源和资源定价、政府行政管理以及农村土地等领域改革的中心和抓手。改革的核心在于推动“人”的城镇化，以实现可持续增长、缩小社会不公并减轻结构性失衡。主要措施可能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投资活动和要素定价的直接干预，提高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覆盖面和质量；逐步放宽对服务业、要素市场以及金融市场的管制。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应该采取的措施和在现实社会和政治环境约束下能够采取的措施可能大相径庭。未来两年里，鉴于金融改革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理论准备和众多改革试点，其影响也更加渐进和分散，加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可以借此拥有更多融资渠道，因而改革阻力相对较小，我们预计金融领域改革将取得更多实质性的进展。此外，我们预计政府将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程序以推动投资和民营经济发展，扩大社保覆盖面并使基本养老保险逐步实现全国统筹，同时继续调整能源和公用事业价格。

财政和土地改革至关重要，但也可能最难推进。我们认为政府会明确改革的基本原则，但具体实施可能相当缓慢——比如，中央和地方关于地方政府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都存在相当不同的看法。财税改革方面，我们认为服务业营改增可能进展最快，在未来2-3年内即可完成，地方政府收入占比也将随之调整。地方政府或将通过资源税改革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同时中央政府将在基本养老和疾病防控等方面承担更多支出责任。我们认为农村土地使用权和流转方面将继续取得一定进展，但近期内政府不太可能允许农村用地直接入市用于房地产开发或城镇建设。

城镇化方面，我们预计政府将在全国范围内放宽中小城市户籍政策。不过，与户口紧密关联的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长期来看，地方政府需要更多资源和激励来为所有城镇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如果没有社保、土地、财税体系的配套改革，城镇化或户籍改革也许最终会变成房地产和建设热潮的推动力，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城镇化——其本意应是刺激消费、缩小收入差距并实现经济的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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