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中日首脑会谈时机成熟了吗？

纵横天下

８月12日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5周年，中日双方都没有纪念活动。自去年日本政府对“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进行所谓的“国有化”以后，中日两个亚洲大国关系恶化，安倍晋三重新执政后，关系冷淡的不正常状态仍在继续。

无论在中日两国还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国家，大多数人都抱有中日关系改善的期待（尽管不能否认少部分人不愿意看到中日友好），要打开现在的僵局，最高层之间的信任关系的建立必不可缺，要建立信任则需要有首脑之间的直接对话，尽管这看上去符合逻辑，但中日首脑会谈的时机是否成熟，还值得双方认真思考，因为如果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草率进行首脑会谈，结果可能与期待相悖。

首脑会谈是手段不是目的

在全球化的时代，外交承担者的多元化，以及具有极强个人魅力的领导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让首脑外交的重要性比起过去似乎减少。但是首脑外交在促成重大关系改善，双方民众舆论认知向正面方向转变，以及思维方式和重大决策转变，仍然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诚然，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的确是民间外交，无论在关系正常化前还是之后民间交流，一直是中日关系不同于其他大国关系中的亮点。两国民间友好人士为双边关系的维护、发展都作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民间外交的局限性。8月5日，日本言论NPO公布的中日两国舆论调查显示，日本人对中国印象不好，从去年的84.3%增加到90.1%，而中国人对日本印象不好，从64.5%增加到了92.8%。这是该组织从2005年开始进行调查以来最坏的结果，似乎主要症结在领土问题上。53.2%的日本回答者认为，主要理由是岛屿问题对立，77.6%中国回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日本引起领土问题并态度强硬。

这说明中日两国的民意非常脆弱，多年的民间外交成果，往往会因为某些政治家的言行而受到极大冲击。当前中日关系要改善，没有双方最高领导人强烈政治意愿和个人信任关系，几乎不可能实现。然而中日首脑上一次见面，还是去年9月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日本前首相野田，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的“走廊交谈”。中国和日本实现领导层更替已经过去半年多，习近平主席已经出访俄罗斯、美国；韩国总统也高调访问了中国，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半年时间里同主要邻国实现了首脑会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虽然上任后也外交活动活跃，但是中日新领导人至今尚未直接会面。

现在积极主张中日双方尽早进行首脑会谈的基本落脚点就在这里，即改善关系需要首脑互信，首脑互信需要首脑会谈，而双方新领导人就任已久却还没有会面，成了主要论据。首脑会谈本身是必要的，但是上述观点更多展示的是为了会谈而会谈的逻辑，忽视了首脑会谈的目的。会谈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如果把手段当成目的，就会本末倒置。中日首脑会谈的目的，是要有利于重新确认战略互惠关系的精神，为双方今后中长期的关系定位勾画蓝图，给双方国民和本地区国家以可预测感和安心感，为双方民意和舆论向正面方向转变，发挥风向标的作用。

尽管安倍晋三就任首相以来，多次强调“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是日本对于中日首脑会谈在心理上、战略上和战术上都还没有准备好。

首先，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化，让过去日本对中国外交基础“经济外交”的逻辑，受到了极大的动摇，如何同一个经济上比日本还要强大的中国打交道，日本在心理上还没有准备好。中国往往把中国强大和日本制造“中国威胁论”相联系，情况并不是这样的简单，日本战后的亚洲外交的基础是经济外交，对于经济以外的手段来进行包括对中国在内的亚洲外交，还缺少经验和信心。

2006年当安倍晋三就任后首访中国的时候，中国经济的总量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三，当时日本对于“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义，是建立在日本经济优势的前提上。七年后的今天，日本对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恐怕还需要心理上的思考期。

第二，同第一点相关联，日本经济优势的相对减少，让日本外交战略转型成为了一个迫切的课题。1970年代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得日本同亚洲国家之间，形成了明显的经济差距，这也成为了“经济外交”战略的基础。然而1990年代后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虽然仍然享有明显优势，但已经感到经济巅峰早已过去，日本外交战略在“后经济绝对优势时代”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从上个世纪末已经开始提出。小渊惠三时期提出“人的安全保障构想”，展示了向外交软实力和智力方向发展的趋势。

进入21世纪这个概念被逐渐冷落，小泉纯一郎时期，一方面回到了对美追随，一方面开始提出以日本—东盟（亚细安）合作为基础的“东亚共同体”。安倍晋三、麻生太郎执政时期，中国的崛起让以日本经济优势为前提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失去了吸引力，“价值观外交”“自由与繁荣之弧”作为代替的外交战略出现。民主党获得政权后，鸠山由纪夫则体现出对崛起的中国不是“制衡”而是“搭车”（bandwagon）的基础上，构建东亚共同体的理念，但是很快又被日美同盟防华，外交战略上回归“价值观外交”的路线所取代。

缺少经济绝对优势后的日本，外交战略的重点在哪里，这个问题在过去10年经过了很多的曲折，到底“价值观外交”是否应该成为代替经济外交，成为同日美同盟同等重要的地位，还没有共识。

第三，从战术上来，安倍晋三认为对应一个日益“强硬”的中国，首先不能够退让，因为这样只会给对方送去“软弱”的信号，然后要通过同中国周边国家搞好关系来促中国“变”。这个迂回战术，事实上同第一点也是相联，因为日本在同一个强大起来的中国交往，不再那么有信心，要让中国变化，不是同中国进行越多的对话越好，而是要通过同ABC国家（all but China，除了中国以外的国家）建立更多的关系，才能客观上增强日本在同中国交往中的力量和信心。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安倍执政后，提出“地球仪俯瞰外交”遍访东南亚、东欧、中东，绕着中国搞外交的理由。

中国也没有准备好

中国新领导层正式执政后，最高领导人对中日关系表态很少，今年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唯一公开报道的对日表态，是1月25日会见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时候，“提及了集中力量搞经济，因此要同邻国保持和平互惠关系”，但是对于中日首脑会谈，还没有过公开的表态。

首先，中国对于日本为了首脑会谈而会谈，有很强的不信任感，甚至有被利用和被背叛感。笔者曾经在2006年提及小泉纯一郎时期，围绕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和是不是举行中日首脑会谈，几乎像“猫抓老鼠”的游戏。小泉执政的五年时间里，精心挑选时间实现了连续五年参拜靖国神社，也实现了同中国最高领导人五年内的连续会晤，尽管每次中国领导人苦口婆心提及历史问题，似乎首脑会谈并没有起到作用，相反被小泉用来对国内展示中日友好的证据。

2012年，胡锦涛主席与野田在APEC峰会上的走廊会谈第二天，日本政府就宣布了“国有化”，日本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在近作中明确承认：“完全伤了中国的面子。”中国认为首脑会谈成了日本政治家对应国内政治，或者来自美国压力所需要的工具，而完全缺乏对话诚意。

第二，同日本一样，中国对于如何在外交上对应一个经济优势相对减弱，但是仍然实力强的日本也没有准备好。换句话说，中日在近代历史上出现了首次的同时强的时代，双方都缺乏影响对方的手段。从中国角度来说，虽然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但是用经济手段来影响日本还没有这个能力，软实力上更谈不上。对于日本的“强硬”，中国能够使用的对应手段，事实上也有限。借助美国的力量，以及绕着日本搞外交，对于中国来说同样是有吸引力的政策选项。7月26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同安倍在新加坡见面后，日本就派出外务次官来华。

第三，首脑会谈需要有能够给国内有交待的成果。笔者的记忆中，仅有的官方言及该话题，是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在回答记者关于首脑会谈的可能性时候说：“要是见面了就吵架也不好。”从中国方面来说，首脑会谈需要充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而不是继续重复2010年以来双方领导人就具体的问题和争端，表明各自的原则立场后，关系改善停滞不前的状况，这样首脑会谈必然引起国内的反对声音。

中日无疑需要首脑会谈，但是目前时机是否成熟仍值得讨论。把时间跨度放长一些看，中日双方目前的关系冷淡，可能客观上为双方提供了冷静思考的“冷却期”。中国继续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日本虽然相对优势减少，但国际作用仍然不可忽视，更重要的是中日在地理上互为邻国的物理属性永远不会改变，花一点时间冷静思考如何看待对方和如何定位自己，从长远看可能对双方会更有益处。